先前在〈所謂志業〉,轉錄了《大漢和辭典》的序,諸橋轍次 (Morohashi Tetsuji) 講述如何在戰爭的毀壞後,重新把辭典完成,終於出版的歷程。有朋友對這篇引文的評論是這樣的:
我倒是想説,除了志業之外,編辭典往往是很有階級、民族、國家意識的。尤其是從一開始 — 不管是為了拿到源源不絕的贊助還是什麼別的理由 — 就獻給元首的那些。在這種情況下,名實之辨顯得特別重要,而語境就不知不覺地被篩選過濾了。
很多年前我常被問,到底文學批評 (literary criticism) 在念什麼。朋友上述的評論,就是文學批評的一種:發掘「故事」背後或周邊的其他故事。在這個例子中,朋友批評在於諸橋的「故事」中所沒寫的部份。
上一段「故事」一詞被我打上引號是有原因的,因為技術用語是「文本」(text),看似很玄,其實就是「說話這件事情、說故事這件事、說話這個行為、被說出來的東西」這幾個概念抽象後的結果。人的話語不是孤立的存在,話總是在一個環境當中說出的,那些東西伴隨著 text。在拉丁語系的語言裡面,「伴隨」的字根是 con- ,於是伴隨著 text 的那些東西,就成為了 context,中文翻譯作為「脈絡」。
雖然說起來令人驚訝,但是「文字要伴隨著文字所生成的環境來一起解讀」,在人類思想史上算是相當晚近的洞見。在歷史上大多數的時間裡,寫東西的人,往往希望你照著他寫的意思去做、去想。至於,為什麼寫東西的人要這麼寫,為什麼選擇這些來寫,哪些東西是沒被寫(甚至被刪除)、又為什麼不寫,這些問題在歷史上大多數時間是沒被問、事實上也不能問的。歷史上另一個長期的現象是,寫東西的人要你學他的語言、用他的語言去理解他寫的東西。不管有心還是無意,這種實際上就是把一個人的意志施展在另一個人身上的作為,往往造成很多困擾。
讀到這裡你會問說:用自己的語言去讀(以及解讀)另一個人寫的東西,有這麼困難啊?通常這問題的共識是:是的。1517 年有位日耳曼人幹了一件這樣的事情,就引起軒然大波1。
所以看似只是一種說文解字的頭腦體操,事實上是有可能引導出影響他人的行動的。
不過,也因為這樣,這種頭腦體操要真的探究下去,勢必得要對「說話的歷史」有更多的了解與考察。思想的歷史跟哲學工具也很重要。學生時代容易掉入的一個陷阱是,太早以為「這一切都只是誰擁有說話的權力」,有的甚至乘著滑溜溜的滑坡,一路溜到「連倫理或真實也只是一種說話說出來的產物,誰有權力誰說了算」,這種說來其實有一點虛無的的想法。嗯,學校老師可能沒告訴你的是,你在學校會學到這東西,也是有歷史背景的。這一套說法 1960 年代在歐洲一個以咖啡和時尚聞名的國家流行,然後 1970 年代被當做舶來品進口到另一個被歐洲人認為沒什麼文化的國家,然後再被那年代在該國家念書的留學生帶回他們的母國。這過程恐怕也有不少進口的人沒有說的部份吧。
簡化來說,「批評」(critique) 說到底也就是清楚的辨明。中文的「批評」總有一種好像要說你壞話、鬥倒鬥臭的味道,雖然 critic 這個字在字源上不過就是「判斷、決定」而已(是的,跟 criteria 是同源字)。人類是語言的動物,我們活在語言當中,卻也容易被語言、被我們說的話給遮蔽 — 於是對於說話這件事情有清楚的辨明(批評),就成為一種重要的反省2。
中學教學生「某某人被關在哪裡,而寫了哪本書,又某某人被困在哪裡,而寫了哪本書」,這位日耳曼人的例子以影響力來說可能更威的:他只花了 11 週就把一本西方經典從希臘文翻譯為德文,而且馬上成為印刷術的 killer app。不過中學當然不會教這個:泰西人哪能跟前面幾個某某人比?(中學也不會教你什麼是印刷術的 killer app — 咳,中學甚至不會教你什麼是 killer app。) ↩
不過諷刺的是學校裡通常都不是這麼教的,也於是許多在乎清楚的思考的人,對這個名目很不爽。舉例來說,寫 Hackers and Painters 一書的 Paul Graham ,就很喜歡取笑文學批評還有比較文學。另外,也許是我的偏見,歷時性 (diachronicity) 與共時性 (synchronicity) 不是什麼很新的想法,我們的文化仍然有把語言當成永恆存在、不會也不須改變的習性,這其中或許也參雜有許多說故事的人沒說的部份。 ↩